理性KANG日----了解日本（找回中国武士道）

冥雨

KANG日不是一件情绪化的事情，它需要我们不懈地去努力！在我们的普通的生活中工作中不断的进取努力，然后靠着我们每个人努力得到的成就与成功，一举击败日本！洗刷掉那惨痛的耻辱！知耻近乎勇！努力地工作吧努力的学习吧！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耻的人的话！ 要战胜日本首先要了解日本！ 要了解日本，有两本书是要看的，而且要仔细的看，一本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另一本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的第一章《任务——研究日本》中提出了两个基础性概念：“敌性论”和“齿轮论”。

“敌性论”是从实际中提炼出来的，“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性’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动。”本尼迪克特的先辈詹姆士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不过那并不是专对日本的，我在《面包与远射》中曾引用过詹姆士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对一个即将杀敌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多寡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他又补充说虽然关注敌人的哲学“烤不出面包来”，但“如果没有这种哲学远射的光辉照耀……我们是无法前进的。”

本尼迪克特的第二个基础概念是“齿轮论”：“经济行动，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象齿轮一样相互啮合在一起。”这是对“敌性论”概念的深化，并把重点放在了对“习惯”和“细节”背后隐藏物的探讨上，因为“正式这类习惯或公认的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该民族的银幕上，影响该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外交官所签定的各种条约。”关于“习惯”和“细节”对一个民族性格和深层心理的理解，我们也可从钱穆那里得到同样的启示：“我们可以说记忆是人类精神现象之创始”，“那些博览典籍，精治历史和哲学的学者们，此处且不论，即就一个不识字的人言，只要他能说话，他便接受了无可计量的他的哪个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充满到他脑子里，而形成了他的心。”

要真正的了解“敌性”和这“敌性”是如何如齿轮一样啮合在一起的，还是日本人自己写的《武士道》更厚重些，更能引发我们的思维或者说更能激发我们对“为什么”的悬疑的探究。

读《武士道》，我们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切近，又那么的陌生，那么的遥远。熟悉和切近的是，这本仅仅11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充斥这大量的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先哲的语录，几乎达到俯仰皆是的密度，陌生和遥远的是《武士道》对中国先哲的解读与我们所接受的孔孟，特别是程朱理学路数的孔孟大异其趣。面对同一本“经书”，原来可以事实上也就是如此的不同，如此的南辕北辙！。“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因为“孔子的贵族的，保守的言论极其适应了武士政治家的要求。”而“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尽管孟子的学说“是颇为平民的说法”，但“这位贤人的言论却永远寓于武士的心中。”

王学是对朱学的反动，在《武士道》里，王阳名成了对苏格拉底的“知识被看成要与生活中的实践躬行相一致”教诲的“最伟大的解说者”，因为王阳名“孜孜不倦地一再重复：知行合一”。而王阳名的理想主义“并不逊于贝克来和费西特，甚至达到否认人智以外的物象存在。”的程度,使其被日本的武士道所吸收的不仅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更在“知”的层面取得了精神的独立性，即“它具有强烈的确信力，因而它在发展个性的坚强和宁静气质的道德意义”上缔造了日本武士道坚固的基盘.日本武士道的更强固的一个基盘是佛教。《武士道的渊源》的第一句话就是“先从佛教讲起吧。”，而同样是大量吸收了佛教的理学，为什么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这足以令我们抓破脑袋！

要达到知行合一，首要的条件还是在“知”的层面要取得完全的独立性，乃至达到“神秘的飞跃”的高度。诚实是任何社会和谐的首要前提，也是精神独立的首要前提，诚实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尺，也是人格是否健全的标尺。“孔子在《中庸》里尊崇诚，赋予它超自然之力，几乎把它与神等量齐观。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真正的诚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一旦作到，就可以达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的力量”。

什么是诚实那？特别是在困境中如何作到真正的诚实那？鲁迅先生说要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诚实可以使人在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没有的诚实，所谓的创造性也就失去了基础，其实是堵死了通向未来之路。“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无比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菊花与刀》）

武士道是一种“军事型的伦理”，在军事这个血与火的炼狱中，是容不得不诚实的，任何虚伪都会遭到实践无情的否定。而中国的理学是一种“文教型的伦理”，即使它的出发点是“好的”，由于没有雪与火的考验，久而久之，终不免腐朽。

礼失求诸野。日本的岛国特性也许真的是中华古“礼”的传承地之一，尽管不可避免的要有变异乃至古怪的变异，但它也许真的是还有活着的孔孟的影子，而中原经历了元清的文化浩劫，包括孔孟在内的中华先哲，中华元典已经是劫后余灰。明治维新的参加者是一群生机勃勃的武士“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左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者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而中国的百日维新是一班文人发动的，真正的文人中的志士谭嗣同，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被图解为中国武士道的孑遗，是层层灰烬下的一点火种。谭嗣同不是如那班阉者般的只会梦呓，他知道真正的思想不是产生在书斋中，真正的思想和精神之剑需要鲜血来为它淬火，如同我们古人投身到烈火中来催生那不朽的名剑。

我说过，野性第一，理性第二。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在当时是真正的狂野之徒，他们用理性凝结出的“语录”，如果失去了那背后鲜活的野性，也就失去了本真，终不免成为教条，成为被人吃而不能“吃人”的委琐的工具和牵制思想的绞索。

由于日本长期处于战国时代，野性的舒展从来没有受到过阉割，甚至野性的过了头，有其弊，亦有其利。其弊，在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已经充分的显现，而中国成了日本这一“弊”最大的受害者。其利是，在日本在黑船事件后，由日本地理范围之内的战国时代转向东亚和世界的范围的战国时代后，其对“弧矢之利”的敏感几乎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近代中国步履蹒跚，缺乏的不止是“先知”，最缺乏还是“精力”。正如法国对德国一直心怀恐惧和警惕，也仅仅局限于“高筑垒”的疯狂的修筑妈其诺防线，但法国在德国面前，还是如纸糊的巨人一样倒下了，原因之一是浪漫的法兰西民族远不如德意志民族那样充满野性和“精力”。亲身经历过亡国劫难的薄富尔在《1940：法国的沦陷》中沉痛的总结到：

“历史的风，若吹起时，将压倒人类的意念，但预知风暴的来临，克服它们，并且就长期而言，使它们替人类服务，则又在人力范围之内。这需要有先见之明（foresight）,诚然当时也有许多人不乏先见之明，但此外还必须有一种精力（energy）作为后盾，而这却是当时政府所缺乏的。”

近代中国，最缺乏的也不是“先知”而是薄富尔所说的“精力”。近代中国有两本“先知”的书深深的影响了日本，一本是《海国图志》，一本是《普法战纪》。“王韬的《普法战纪》便被日本学界视为瑰宝而加以推崇介绍。明治政府军部也认为识见宏远，有必要让日本朝野研读了解，便在1878年全文翻印了该书颁行全国。。。。。。日本社会形成一个不小的《普法战纪》热”“如果说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有过什么积极的正面贡献的话，那么除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外，最大的恐怕非王韬的《普法战纪》莫数了”（陈恒，方银儿） 而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近代日本的“发蒙”的书籍之一，“不啻是一本天书”，“据日本学者统计，明冶维新的代表人物全都读过〈海国图志〉。（李巨澜）。

中国的近代的“先知”，如魏源，王韬不能为我所用，却深深的启蒙了日本。面对同样的孔孟语录，面对同样的〈海国图志〉，这样天差地别的“挑战应战”模式，不正是双方“精力”不同的投影吗？而可怜的是，面对元清的文化浩却近代日本的侵略，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与解剖，缺乏必要的自醒和反思，多的到是赞歌。“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影响也很深，优其在日本明冶维新时代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和孔子思想并与现代化相结合实践出今天的日本国情国体充满浓厚的东方特色。”（〈世纪之交的儒学〉汤恩佳，2000.3）像这样的皮相之论，完全是废话，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量，说了还不如不说，如果我们不能进行痛切的反省和自省，那我们仍将昏昏噩噩的生活在如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头“未经反省的猪”的思维层面里，记得洛阳白马寺有一付对联，“我佛虽善不度无缘之人，法雨普施不浇无根之木”（大概是这个意思，记不太清楚了。）什么样的圣经和圣人能拯救“未经反省的猪”呢？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的复兴。而反思，反省，自省是这种复兴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不是要不要反省的问题，而是必须反省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反省，而是要系统的反省。冯友兰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台湾省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也认为：“反省，就是新生命的开端”，“希望不在别处，就在你自己的自主与自动。”而要真正的而不是浮华的反省，进行“意志考古”又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意志考古，才能知道我们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意志虽然不是直接用肉眼可以看到的，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它是更实有更重要的存在，比之考古发掘的青铜古器更有价值。但归根到底，“你只能创造一个自我，而不能继承一个”，只有活着的我们，反思的我们，勇敢的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先哲穿越时空复活，来缔造中华民族新的品性，新的风骨。

性格即人，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实有。对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哪？

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在所有我们所做和所爱的经历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总占着一个经久不变的地位；一切其他的影响都依赖机遇，机遇都是过眼烟云，稍影即现，且变动不已；唯独个性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里不停的工作，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格。’”殷海光在《自由人的独立精神》中也说：“机械力量是可以计量的，因而是有限的。精神力量是不可计量的，因而是无穷的。”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对甲午战争提供了最为正宗的日本武士道的阐释，使人格，遗志和精神不再是虚浮的幻影，而是如重锤一样砸向我们的心灵：

“有人说，日本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获胜是现代的学校制度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连片面的真理也不是。即使是埃尔巴或斯坦伟的最精良的钢琴，不经著名的音乐家之手，它本身能弹奏出李斯特的狂想曲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吗？。。。。。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不！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满州，打胜仗的乃是指导我们双手，让我们的心脏搏动的，我们父辈祖辈的威灵。。。。。。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来看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

只有武士才能战胜武士。焦土抗战是中华民族命运跌到谷底后的强力反弹，是我们民族命运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更生和中国武士道的复活。

在1937年的8。17空战阎海文殉国后“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木村毅发回日本国内的一则报道，在日本列岛引起了强烈震动。感佩至极的木村在文中叹到：‘我将士本拟生擒，但对此悲壮之最后，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加以厚葬。。。。。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苞蕾摧残，遗杳不允，然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掬同情之泪也’”（《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

惺惺相惜，古来如此。我们中国的武士道更是如此。唐太宗“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给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的出来的”（《奇情与俗情》李敖）

中国的武士“阎海文用自己的热血和无尽的深情，征服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制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他为自己，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阎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

古老的长城没有能阻止日蔻的铁蹄，但战斗在长城线上的八路军甚至用戚继光留下的原始的大炮与日蔻作战而决不屈服，他们是中国的赫苦拉斯，是真正的用我们的血肉筑起了我们新的长城。1863年，西方考古家西里曼曾感叹到：“长城不可争辨地是人类的双手所曾创造的最奇伟的作品，它是过去的伟大所留的纪念碑，不论它的深入到谷里或高耸进云天，它沉默地抗议着那使中华大国沉沦到现在的无体面的深渊中的颓废和道德的堕落。”（《艺境》宗白桦）是中国的武士，面对横逆绝境，“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警告全国父老书》李大钊），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自己，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我们今天重读投笔从戎，年仅28岁就牺牲在长城脚下的白乙化的遗诗，依然能强烈的感受到这是古风长存的见证，是我们的先哲和中华原典与我们的民族同在的见证，是白乙化和白乙化们用生命的实践印证了什么是中国武士的“知行合一”的见证：

古刹映清流，松涛动夙愁 原无极乐国，今古为诛仇 闲话兴亡事，安得世外游 燕山狂胡虏，壮士志增羞

rebel

嗯,不错,够深度,有个性.

但王阳名应为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