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赚钱抄不是我的错） 酒刑罚

黑马兔子

中国酒文化
酒刑罚（二）

魏晋南朝时期，酒桌上的火药味消褪了，文化味增浓了。文人士大夫们饮酒，喜欢限令赋诗，负者罚酒，数量上以“三”为常见。酒场赋诗，最早来源于酒场的礼乐、乐曲、词来自《诗经》，直到春秋时期仍是如此。
北朝情形略有不同。由于北方朝廷中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居多，他们把一些较为野蛮的做法带到酒场上来。比如前秦厉王苻生酒宴场合，总要布置些弯弓、露刃、锤、钳、锯、凿等刑凶之器，酒场以杀戮为乐，与酒以合欢，都能给予他以满足、快感。北齐文宣帝高洋喝酒，身边都要准备一些刑凶之器，以便享受些酒后杀人的乐趣。不过，酒场上这些野蛮落后的东西，在后世虽偶有冒现，但张非主流。
唐宋时期，是我国酒令发展成熟时期，各个令系、各种都有不同的规则，也有不同的罚酒方式。这一时期，令官分工趋于细致，酒场执罚工具也健全了，程序也逐渐规范化。
随着执罚的程序化与规范化，罚酒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江苏镇江丁卯桥出土一套银质酒筹，名“论语玉烛”，是唐代酒令的“活化石”。全套令辞五十句，共五十去筹。根据每筹文字规则，二十五种行为要饮酒，饮酒方式有自斟、敬酒、罚酒、不敬不罚、重新下筹等；罚饮酒量也有五分、七分、十分、四十分不等；你来我往、觥筹交错，可以想见整个宴会场面十分热闹。
元代罚饮方式，在前代基础上又有创新。以元代曹继善创作的《安雅堂酒令》为标志。《安雅堂酒令》在酒约上就迭出新招，主要有四类：一是执古表演，二是口技表演；三是恶作剧表演，四是罚酒方式灵活多变。
明清时代，在总结前人饮酒经验的基础上，酒刑律方面的著作开始问世。这些著作以文为戏，妙趣横生，充分展现出明清小品文的特殊魅力。诸如田艺蘅《醉乡律令》、袁宏道《觞政》、张潮《酒律》等等，反映了明清时代独擅饮酒风流的文人的伟大创造。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们把法律文化运用到酒场上，制定了酒刑法。戏称“酒国法律”未尝不可。
相传“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则“五刑”是圣人的发明了。不过，这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刑”成为中国历代刑法的五种基本刑罚，被包容性极强的酒文化运用到酒场游戏中。《酒律》之首，先行介绍了酒场的“五刑之属”，也就是把五刑具体转换成罚酒的方式、数量。如“徒刑三：徒为使之执壶服役，每一盆为一年，罪止三年。准赎者，以一杯为一年，每一年为一等。”
这种转换与原刑相交，是非常有趣的。既避免了原来刑法的血腥味，又增添了酒令的娱乐性，可以想见当年文人们以此行令饮酒的热闹场面。当然，酒刑罚是象片意义的法律，监、纠是象征意义的法官，条款、刑名也是象征意义的条款、刑名，这些都是古代法律文化在酒文化上的投影。将酒刑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沈中楹《觞政五十则》，实际上也是一篇以条则的形式阐述饮酒之道的文章。文章里也确定了几种违反饮道的罪行，诸如：“酒贵始终一色，有先谈后浓、或浓淡杂出，冷热不均，俱责以不恭之罪”，但没有提到相应的罚酒措施。此外，《畅叙谱条规》也有三十八条，规定三十八种酒场违规情况必须受到“五种杯器式”的酒罚，这些都将酒场上的执罚条款更加具体化了。
“远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鱼无卖处，沽酒入芦花。”
（宋·郭祥正《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