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正定

陌路人

1来到正定
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三关雄镇、神京锁钥、八方交汇，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石家庄以北15公里。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82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一辆绿色吉普车开进了县委大院，从车上跳下一位高大魁梧的小伙儿，身着褪色军服，背着简单行囊，住进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开始，人们对这个从京城来的年轻人有着各种猜测，不知道他是中央机关派来锻炼的干部，还是来基层体验生活的文化工作者？
当得知这位年仅28岁的青年是来这里担任县委副书记时，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什么高干子弟，无非是下来镀镀金、做做样子，用不了半年，吃不下这份苦就会卷铺盖走人。还有人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言外之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
然而，习近平同志扎下根来，踏实工作，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做派。人们了解到他15岁就在陕西插队，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自愿放弃京城优越舒适的工作，主动要求到基层锻炼后，纷纷对他的选择表示由衷的钦佩。
当人们看到，这位小伙儿晴天晒出的褥子打着五颜六色的补丁，身上盖的也是一床旧军被；和大家一起排队吃食堂的“大锅饭”，端着碗与大家拉家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地了解情况，与大家打成一片，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通过朝夕相处，正定人民逐渐感受到，习近平同志思想解放、勇于改革，有着不一般的胆识和智慧，有着扎实的工作作风。
习近平同志初到正定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工作。1983年7月，他担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县人民大胆改革，冲破了“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的模式，实施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型经济”（是指既有“城郊型经济”依托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关系比较密切、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的特点，又有“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发展之路。由此，正定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热潮，全县上下形成了“党风正、干群和、干劲大、硕果丰”的大好局面，正定甩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开始步入发展快车道。
正定的老同志曾对习近平同志有过这样的评价：平易近人、沉稳、健谈、自信、谦和；是位年轻干部，但做事老练成熟；是位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工作既严肃认真，又密切联系群众。
他来了，成为正定人民的一分子，带来了智慧和理念，带来了改革的春风，更带来了正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
2勇于改革勇于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
来正定之前，习近平同志并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他清楚地记得，石家庄地委领导跟他谈话说，你从大城市来，地委研究决定，派你到一个领导班子团结、经济条件较好、农民比较富裕的正定县任职。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没有坐在办公室，他走访座谈，进村入户，虚心向每一位同志请教。无论是县委和县政府领导还是一般干部，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都诚恳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很快发现，这个全国闻名的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由于长期的思想和体制束缚，正定仍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粮食亩产超千斤，但经常是交完征购粮，剩下的就不够自己吃了。当时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村——三角村，还有不少人到外县买薯干来维持生活，因为在本县买怕给“高产县”丢面子。
1981年底，正定的工农业总产值20673万元，人均年收入仅148元，每天只有4角钱。“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锦旗高悬在县委的会议室里，而老百姓却不得温饱。面对这个“高产穷县”，习近平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认为，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时纠正。这很快成为县委一班人的共识。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地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主张立即向上汇报，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并主动请缨，处理此事。当时县委书记冯国强、县长程宝怀考虑到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工作，不愿意让他出面，怕对他造成不好影响。习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1982年初夏，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和省委、地委一起对正定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正定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要求是合理的。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程宝怀高兴地对习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立了一大功。”
老百姓吃饱了，还想富起来。要从根本上贯彻中央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精神，还必须在解放思想上做文章、找路子。
一天晚上，习近平同志来到程宝怀的办公室，说：“老程，你看报纸没有？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农业‘大包干’，效果不错。河北省还没有启动，咱们县能不能先行一步，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先搞个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广。”程宝怀听后，十分高兴，说：“我早有此意，曾经和冯书记交换过意见。可是冯书记说，现在还不能搞，等等中央文件再说，等省里有了新精神再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听了程宝怀的话，习近平同志说：“我认为‘大包干’是件好事，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好方法。‘大包干’分配简单，农民容易接受。这样吧，你和玉兰同志谈谈，我去找冯书记通通气。”在他的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工作刚开始，不少干部群众有疑虑，怕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甚至有人还编了顺口溜：“先分房、后分地，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退到旧社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里双店实行“大包干”后，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这不仅震动了全县，还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省内外参观者，让地处“北疆沙土园”的里双店一下子热闹起来。
活生生的事实，解除了全县干部群众的各种顾虑，吹响了正定发展经济的号角。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
思想解放了，观念转变了，还要把干部群众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发展生产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本着对正定人民负责、对正定事业负责的精神，摒弃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观念，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科学谋划着正定的未来。
正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厚实积淀；紧靠石家庄市区，有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有107国道和京广线、石德线铁路大动脉穿境而过，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交通；粮食产量高，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放开手脚，大胆探索。他和县委班子成员分头带领干部走出去，到南方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取经，赴乡镇企业起步较早的浙江、江苏、天津考察学习。——习近平同志和县委班子一道，开展了发展思路的大讨论，集思广益，统一思想，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习近平同志说，“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他提出，要把全县思想统一到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色种植上来。随后，正定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方针，出台了《关于把工作重点迅速脚踏实地转移到农、工、多（多种经营）上来的决定》。当年，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达4300万元，人均100元，社员收入由100多元增加到200多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正定的农业发展必须处理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关系，适当压缩粮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种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棉花、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1983年，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
正定有计划地开发商品菜基地，积极试验和应用塑料大棚、地膜覆盖、楼田菜圃等新技术，使农业种植向多层次、全方位延伸；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家禽养殖业，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发展食用菌，习近平同志亲自给南京汇宁县化肥厂厂长写求援信，并派人从该厂拉回种植蘑菇的重要原料——尾沙，使蘑菇从此在正定扎了根。
近平同志提出，正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正定淀粉加工、肉制品加工、面粉加工等逐渐形成规模。截至l985年底，乡办企业、联合体企业产值达到885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0%。同时，建筑、劳务、运输、餐饮、建材等领域也全面拓展，呈现出“五业”兴旺的局面。
乡镇企业实行“一包三改”。“一包”就是包经济指标翻番。“三改”就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进一步激发了乡镇企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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