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的发展谈现代诗以及向格律诗转变的必然性 作者：前度刘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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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诗歌的发展谈现代诗以及向格律诗转变的必然性

                                                                               作者：前度刘郎
                                                                                   （略有删改）

          什么是诗歌？根据1999年版本的《辞海》解释是：“一种文学样式；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的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境界。”简而言之，就是同时具备音律和意境的文学体裁就可以称为诗歌。明白了这个定义之后，我们便可以进入正题了。

     诗歌从那里来？根据现在的古籍来说无从稽考，这个问题也不会对我们此课题的论证有颇大之影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横空出世后，为后世所推崇。在我们深入去了解这部诗集的时候，却发现其中许多诗歌在格律上并无多少讲究，虽然它们也是押韵的（我们今天读起来部压韵只是因为发音有变化）。同样的，我们在看到唐朝以前的大部分诗中，虽亦有句式整齐之作品，但是更多的是随意句式之诗歌。写作是抒发个人情感的行为，那么写诗亦不可能超脱于此。故而在诗歌中表达情感确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在《诗经》以及其他诗歌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果说唐以前的诗歌主要是抒发情感而不重形式，或者说，根本没有一种固定的格律形式给他们去注重。那么，到了唐代这种现象就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实在南北朝时格律已经基本定型，但是由于社会因素，出现了只重格式而内容较为空洞轻艳“宫体诗”而这就直接影响到隋，唐初期的主流诗风，但是其律化的贡献还是十分之大的。经过陈子昂还有“初唐四杰”的努力，终于将此风扭转过来，在注重诗歌的格律的同时也注意在诗中抒发个人情感，并且进行了多方位内容的拓展。唐诗之所以为人所称道，乃在于其多方位的诗歌内容，以及对于格律与意境之间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并无生涩突兀之感。这是一种绝妙的平衡。

     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说出了“诗歌”的定义。那么按照此定义来说，唐代以前的诗歌是两者也不具备的，那么是不是不叫诗呢？当然不是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任何事情都有其一贯发展脉络的，诗歌也是这样，格律的定型并非一两个人可以完成，而需要长时间的诗人的共同作用方可略有成就。从诗歌的历史来看，从产生文字到把自己的感情表述成文，再到偶尔押韵，再到句式尽可能整齐，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终于到唐代而被终结，格律被定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维放到当时去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是诗歌，是那个时段的诗歌。我们不能用唐代以来的诗歌的定义来苛求古人，这样显然是不公平的。况且，前人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摸索，至初唐而定型。就像我们不能以吃了十个饼饱了而忘记了前面九个饼的功劳一样。

     其实可以这么说，唐代以前的诗歌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律，但是是朝着固定的格律规范化而发展的，到了唐代而完全定型，后世随之。而在定型之前亦不断有人摸索，直到可以演化出一种为众人所接受之格律。符合这种格律的也就是现代所谓的格律体，亦称近体诗。

     这种格律诗作为一种诗歌界共同承认的体裁一直是占据中国诗歌界主流的。由于某种政治目的，19世纪末黄遵宪、梁启超"诗界革命"已经开始对此提出了挑战，不过并未动摇其根基；而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白话诗,新诗的写作蔚然成风，由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遭到撼动，自由诗逐渐取代格律诗成为中国诗歌界的主流。但是就是在这波强劲的冲击波中，仍然有几位对自由诗不敢苟同，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不得不说的闻一多等人的“新月诗派”。

     在各个诗派都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却把新诗从欧化边缘拉回传统诗歌道路，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他们不仅仅看重押韵，更对音节、平仄、格式等皆由涉及。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都是这方面的佳作。在他们之后，何其芳，卞之琳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不过在他们之后，却鲜有人继承他们的衣钵，继续为他们的新诗格律的定型而努力。

     其实到了今天，呼唤建立新诗格律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令人遗憾的是，建立新诗格律的美好梦想到今天仍未成为现实。既然在现阶段无法建立一套更为完整的格律，为什么不肯弯下腰来捡起我们自己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而主动摒弃的完整的那一套格律呢？所谓新诗除了在不断地在意境上挖掘潜力外已再无其他。当然，我们在做格律诗是也不必完全按照古代的音调来作，只需要按照现代的音调就行了。按格律作诗的目的不在于格律本身，而在于能发挥文字的音律性，倘若能发掘到音律性，那么格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令人欣喜的是，现在许多学生并不买所谓新诗的账，纵然他们对格律还是不甚明了，文学功底远远不能写成一首意义完整的格律诗，但是他们可以朗读，有他们自己的感性认识。当他们从小到大都接触一首有一首抑扬顿挫的情景之佳作的熏陶的时候，他们心里早已经有了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当老师们介绍一首一首的现当代所谓诗歌的时候，大多数学生都是嗤之以鼻：“这是诗么？”。好一句“这是诗么？”！这句话已经是给了当代所谓大多数新诗创作者们最狠的鞭笞。当代许多诗人们由于没有实力于是随便写一堆有点意义文字边说是诗歌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招摇撞骗呢？而且到了今天，大部分诗人们常常发表一些梦呓般的毫无意义、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的东西又有何意义？最多也就使得今天的人情感泛滥。整天哀怨与个人得失情感的于社会又有何益处？

     诗歌之所以不同于其他题材，即是因为其本身要求的特殊性。按照《辞海》的解释可知其要求之高。文学作为一种陶冶性情，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作为一种副业，有多种题材可供选择。并不需要一定利用诗歌。其他文体亦能表现出所谓意境；亦能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等等。诗歌本身就是高等之文学体裁，需要驾驭文字的功力也高于其他文体，更有的是用最少的字数来表达出最完整的情感，这些都是其他文体不能比拟的。散文固然可以言有尽而意无穷，可惜废话一堆；也可以尽可能是压缩字数，可惜还是没有音律性。正是由于格律诗的创作难度如此之高，水平难以企及的很多当代诗人们便无意往此方面发展，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们宁可自立邪教做出非“诗”的“散文诗”等似诗非诗的东西，也不肯进入名门正宗，主动维护诗歌的纯洁。

      启功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在这里他已经明确后人之诗作无法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无法逾越唐宋之高度。这并不是在刻意贬低某些人，但是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其实很多写自由诗的作者亦能写出格律诗，但是当他们发现无论怎样努力仍然难以超过唐宋之难以逾越之高峰，故而不得不另辟蹊径，自动降低诗歌的纯洁性，将唐代的“一切皆可为诗”加以“发展”，终于将诗歌弄得不明不白。

      不过不管如何，从诗歌历史发展来看，特别是从诗歌的产生到唐朝这段时期，中国的诗歌总趋势是走向格律化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出发现惊人的历史相似性：现当代诗歌的发展时期不正像是唐代以前格律尚未形成时期的么？其诗歌亦有其相似性，注个人感情而不注格式；在这期间亦有格律积极人士在努力的创造新的格律；认同格律，自愿走向格律诗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与近体诗形成之前的情景何其相似也！而古代格律最终由唐代而定型，开一世之诗风，而今天，历史也在继续循环。由自由诗为主的中国诗坛必然会回归到格律诗为主导之下，而这不是由几个政治文化人士怀者某种政治举动而欲改变能改变得了的，格律诗必然会在将来取得它应有的地位。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天必然会到来。

杨慧芳

    同时具备音律和意境的文学体裁就可以称为诗歌。唐诗之所以为人所称道，乃在于其多方位的诗歌内容，以及对于格律与意境之间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并无生涩突兀之感。这是一种绝妙的平衡。

    同感！格律诗因其平仄的交替使用，读来抑扬顿挫，可朗读，亦可吟唱。我觉得格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会束缚内容，至少我写诗时，刚想到的多是不合律的，而依律改之，往往能收到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我想：就算写新诗者，也需多读古诗，好诗。诗应该天然去雕饰，但不可如白开水般淡而无味，也不可堆砌词句，失去简单的自然美。诗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即要让人读懂，也需给人想象的空间，无论是沉郁、伤感还是壮美深情，诗不同于白话文，当给人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