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完人”茅于轼说得就都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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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含章  作者文集    茅于轼何许人也，不需赘述。一份所谓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已经让他成为最近十几天中国互联网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此君2007年5月“拍脑袋想出来”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是错误的。后来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金钱，就以天则研究所的名义将之拼凑为报告，打扮成学术模样，堂而皇之地公告天下。可是，先入为主、惊世骇俗总会与理性、学术发生矛盾，难免错漏百出。于是在网上，迎接这份报告的是铺天盖地的批评，其中也不乏针对茅于轼个人的质疑。
    在现代社会的舆论场，对学术进行争论、对公众人物进行评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对外发布研究成果不是在家里打孩子、骂老婆，你要影响公众舆论，自然应该做好接受公众评判的准备。可是，茅于轼却受不了，支持他的媒体也受不了。一时间，专访、特写好不热闹，不仅茅于轼自己跳出来反骂，说批评他的人没教养，茅于轼的拥趸也开始为他叫屈，他们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想方设法替茅于轼的理论找依据，总之，就是要证明茅于轼无比正确。

    可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茅于轼摊的这张大饼到处是窟窿，很难补圆。再加上中国网民经过各类专家学者的反复忽悠、锤炼，早就变得火眼金睛，那些指鹿为马的辩解自然成效不大。

    学术不成怎么办？那就再上一层楼，诉诸道德。

    道德是社会的基础，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批评有道德的人就是没道德。慢慢地，帮茅于轼说话的人开始少谈18亿亩耕地红线，多说茅于轼如何德高望重、和蔼可亲了。
    12日，一家颇具影响力的经济类周报，以4个整版的篇幅，制作了一期茅于轼80寿辰纪念特辑。在这4大版中，有生平、有回忆、有专访，洋洋洒洒上万字，总结起来一句话：茅于轼他老人家真是个“道德完人”。让我们看看在这个特辑中是如何描写茅于轼的吧：“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绅士”、“一代人心中的丰碑”、“国家的道德楷模”、“北京的茅爷爷是我们的大恩人”、“宽容大度，海纳百川”……最高的规格是：“国宝茅于轼”！

    这期特辑起名“国有一老”，想来是取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那么“国宝茅于轼”到底宝在哪里呢？在此前就被广为传颂，并在该特辑中浓墨重彩的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是茅于轼在山西办的小额贷款、第二件是在北京办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第三件是在北京办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可是，在前前后后赞美茅于轼的众多文章、专访中，却都没有记录这样的事实：茅于轼在山西办的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在富平培训学校培训21天每人收费600至800元不等；富平家政中心每介绍一个保姆收取中介费780元。

    当然，三件事需要资金回报进行运营，并不能说明茅于轼道德就不高。但问题回到“18亿亩耕地红线争论”的起点，就算茅于轼真的是“高、大、全的道德完人”，难道“道德完人”说的就全对、就不能批评吗？

    在搜狐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中，6万多名网友投票反对茅于轼，占参与投票人数的90%以上。可面对这些批评，一些人却将愤青、暴民、流氓、没有教养、不会独立思考等等谩骂和帽子大把大把地扣向反对他们的网民，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中国的多数网民都是愚昧的，只有他们才是理性的、客观的、有教养的。

    鲁迅曾说，恐吓和谩骂绝不是战斗。希望那些对网民仍旧存有偏执傲慢的学者、精英，今后能少些尖酸谩骂的技巧比拼，多些对网民声音的理性回应。不要像许多替茅于轼说话的人那样，只有党同伐异、不分是非和阿谀奉承。（窦含章）
                     看茅于轼是如何偷换概念的
    茅先生还能为穷人做什么事呢？是为穷人捐了钱，还是搭了粥棚来施粥呢？在改善劳工收入和工作生活环境上，茅先生既然认为一切都交给市场好了，那么也没有为劳工做过什么真正的实事的必要。而在劳工收入的问题上，茅先生却为“富人”实实在在地说了很多话，指出“这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老板压榨工人的问题。因为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供求关系就决定了价格涨不上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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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妖镜：照出茅于轼及其天则所原形（旧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06/232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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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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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茅于轼是如何“经济学家”的　　
如今，茅于轼俨然中国经济学界的班头，连本身不可一世的张维迎、樊纲等都聚于茅的麾下，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单单是年纪大，谅也得不到这般待遇，想必在专业方面定有过人之处。一个半路出家、据自己说1975年直到满46岁才开始接触经济学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茅于轼是怎么完成身份转换，又有哪些理论建树呢？　　
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父亲茅以新是铁道专家，1950年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副部级待遇，直到离休。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火车司机，1955年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的研究，从这时开始与经济学沾边。茅于轼自承他的研究并没阅读西方经济理论书籍，也没说是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着手，但明确表示了，完全是凭自己的脑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论。1985年，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从事中美经济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经济学理论书籍《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　　
茅于轼跻身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克莱因是美籍犹太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以克莱因为首的七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举办了为期七周的学习班，有100多名中国学员参加，日后，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或赴国外成为了前沿经济学家，或如茅于轼这样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这个学习班可看做是他接触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　　
1986年，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赴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一年。茅于轼在博客中坦诚，在哈佛听了三四门课，并无收获，因为他自己就可以开课，唯一的收获是有了税收的概念。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所聘任高级讲师，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和“环境经济学”，这个教职的得来，是因为与经济系的系主任相识。这三门课的内容与经济学有多大的关系，我不得而知，看“经济系专题”象是一个系列讲座性质，“经济计划”可能是给没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学生讲故事，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钱钟书先生在《围成》中，借方鸿渐之口评价过访问学者的“讲学”，说讲的人以为自己在“讲学”，听的人以为讲的人是在“学讲”，学讲外国话。茅于轼也许讲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给研究生讲的课，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讲完后都会集结付梓，但给外国研究生讲的课都没印成书，我感觉讲的不会是自己的东西。　　
在整个80年代，经济学家呼风唤雨的时期，茅于轼并没露出今日隐隐然帮主的身段，他几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举措。说明那时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认同亦未获同行认可。　　
1980年，国务院体改办《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草这份文件的有薛暮桥、徐雪寒、马洪、廖季立、刘明天、林子力、柳随年等。1985年，针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通过对经济学家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分析，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识。1983年，经济学家吴稼祥和金立佐写了一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系统地提出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主张。此前，厉以宁也提出股份制，主张多元持股，破产重组，并致力推动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厉股份”之称。这都没看到茅于轼的身影。　　
除了“厉股份”，还有吴市场、张产权、曹破产、杨卖光等，用以说明“经济学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无论好坏，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表征。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据他们的行为安上的。最近，在“经济学家”这个帮派中，自己给茅于轼安了个“茅维权”，大概是觉得茅于轼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没个绰号很丢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谁也想不到某维权是茅于轼。说是茅于轼致力于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所以“茅维权”。暂且不说茅于轼是否为弱势群体“维权”，仅就“维权”这个社会活动家的表征放在“经济学家”头上，实在是说明这个“经济学家”很不“经济”、浪得虚名。　　
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没自学，完全是自创。在80年代发表的经济类文章也只是以经济学的视角观照实际问题，谈不上经济学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这些文章：“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美国研究》，1988年）、“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与经济学沾上边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面世后，并无影响，只是近年，张维迎屈尊做了茅于轼的小弟后，张维迎将它吹上了天。　　
给茅于轼带来“经济学家”人气的是90年代的两本普及读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三版时改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的专家，要不身陷书斋，要不奔走于政治权贵的屋前门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给百姓解释一下他的学问的，少之又少。茅于轼看准了这点，走了一条群众路线，推出的两本书恰恰迎合大众急于了解美国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罗大众首先认可了茅于轼“经济学家”的身份，名声在民间鹊起。那时，茅于轼尚未完全把自己卖给国内外的权贵，说的大多还是人话，又通俗易懂，大众自然认可。　　
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已有“经济学家”身份的白痴，那些白痴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社会科学的学术与资本结盟，会变得邪恶，但学术这个怨妇总归出身名门，邪恶得就不彻底，总惦记着要立牌坊，况且，学术离开了资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像茅于轼这样非学术和伪学术，就非得被资本包养，否则生存堪虞。茅于轼搭建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窑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产资本，卖身给任志强潘石屹等，而任、潘则以资助研究项目、频繁举行研讨会让茅于轼在媒体频频露脸，一个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就这样包装诞生了，茅也从此不再说人话。　　

爱心

厄夜风暴

  LZ五毛党？
话说艾青和茅以升的儿子近期纷纷中弹。

年年有裕

１颗后悔药╰

无知的家伙··在哪里抄袭的文章，断章取义，于五毛一个口径，早听说台州有五毛很早，那道在天台这样的小地方也有··可恶··你们的主子多不认你们了还好意思出来混···

弓桥背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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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各抒已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