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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周华(1698—1767)，字漆若，号巨山，别号有含玄子、尚古先生、华阳子、岳六于、独孤损、独孤跛仙、逃禅子、忍辱居士等十余种，浙江天台人。他是著名文字狱吕留良案的受害者，因其所作文字“语犯时忌”而遭杀。其著作《名山藏副本》则“为清代文字狱受害者仅存天壤之文字”。①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作为“明清笔记丛书”点校出版，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名山藏副本》当时即“被销毁”，“而流传绝少，几成《广陵散》矣”。②故此次出版时点校者“欲求一善本而不可得”，只好以杭州武林印书馆民国九年(1920)排印本作底本，而民国本校对粗疏，时加臆改，乃至错讹杂出，又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名山藏副本》初刻本虽被清代统治者列为禁书而“流传绝少”，但并未绝迹，浙江临海市博物馆的善本中即尚存其一。笔者将其与民国本加以校对，并介绍如次。
临海市博物馆藏初刻本共装成八册，前四册为上卷，除去卷首序例，正文计一百三十三页，后四册为下卷计一百零九页。每半页九行，行二十七字，白口。书口上端刻书名，下刻“寄生草堂”。第二册首页正面加贴“书启”，背面为“封面”。封面右栏刻“天台独孤跛仙著”，下钤“名山藏上卷”长方形朱文木印，印文楷书(第五册“封面”相同位置钤“名山藏下卷”木印)；中栏刻“名山藏副本初集”；左栏上端刻“乾隆甘六年新镌”，下刻“寄生草堂藏板”。“书启”为民国本及上海古籍本所无，特录如下：
愚耿夙不入世，止知读书游山，故生平游踪颇广，游稿颇多，辱承诸亲友及海内名公奖许者间亦不少。今老而遭变遭谗，无从伸诉，万事已矣!心所不忍灭者，惟斯文耳。用是开雕，随印随送，无分远近亲疏，量力陆续而行，览者当必有知我教我者。至诸山中一切瞿昙、羽士，烦代呵护，永留禅室丹房，以资谈柄，庶不失“名山藏”本意云尔。独孤跛仙损拜启。
是书目录前端，刻“天台忍辱居士齐周华跛仙著”及“侄齐式鹏公谟、外甥朱振汉仲倬、孙齐传统维业同校录”。目录末尾刻“黄云亭、益竹洞洪和静、玄门弟子武当山赵函三、王心一、万定一、古山观王洞虚等各捐资助刻”。在每篇篇名之下，亦分别刻有“天台齐周华巨山”或“天台独孤损跛仙”、“天台齐周华跛仙”等。书曾经修理，原书皮已易。原书大小尺寸不详，现存本修理时四边经过裁整，尚存高22．5厘米，宽(半页)12．6厘米。除第八册倒数第二页由于当时印刷关系，有七八字呈空白或模糊者外，余皆清晰可认，保存也基本完好。可惜的是，原书编附之“诸公赠言集”已佚。
书第一册首页“书启”右下角（铃）有“天台张翅”白文印，首篇《中岳嵩山游记》题下钤“张翅”朱文印，第三、四两册首页亦均钤“张翅”朱文印，由此可知此书原为天台张翅所收藏。五十年代初，为台州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即临海市博物馆前身)项士元先生所征得。
介绍了初刻本之后，还有必要澄清几个问题。
周采泉、金敏二先生在上海古籍本点校说明中说：“据本书凡例云：此为初集之副本，系删汰《名山藏》、《需郊录》、《风波集》、 《地舆楼集》等而成，知前后有多种刻本。”还认为：“《名山藏副本》前身原为《需郊录》，刻于早年；其后，郑性的‘二老堂’亦曾刻过。”这段话虽说是“据本书凡例”云云，但却与《凡例》大相径庭。原《凡例》中说：“拙集有数种，为《过秦草》。 《太平话》． 《风波集》；已刻者有《初学集》、《需郊录》。今除已刻外，悉汰旧名，合而选之，题曰《名山藏副本》，分初集、二集，以藏名山。此则初集之副本也。”两相对照，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一)齐氏《凡例》只云“悉汰” 《过秦草》、《太平话》、《风波集》等“旧名”，并非“删汰《名山藏》、《需郊录》、《风波集》、《地舆楼集》等而成。”意思是说“除已刻”的“《初学集》、《需郊录》”外，《过秦草》、《太平话》。《风波集》素未开刻，均行收入，而“悉汰”其“旧名”罢了。不过，《初学集》及《需郊录》中的内容亦偶有刻入，如《台岳天台山游记》即“向刻《初学集》中，曾被抄录者任情讹谬，欲更无力”，故“摘刻于此”(见篇末自记)。造成误会的原因是由于周、 金二先生误信了齐周华的侄曾孙齐其匡《从祖巨山公行略》“古作则有《名山藏》、《需郊录》．《风波集》。《地舆楼集》等刻”③云云。
(二)谓“删汰各书中有《名山藏》与《地舆楼集》，更系误解。所谓《名山藏》，实际上即为《名山藏副本》的简称或别称，并非《名山藏副本》之外另行一本《名山藏》。书名冠以“副本”，是因其书许多地方“语犯时忌”，又惧“字出谤兴；徒增多口”④，只好“藏之名山”，然又以“文章者，……而非寂寂以藏之物也。”⑤故又不甘心不刻之以传时人。为了解决“藏”与刻的矛盾，因不得不以“副本”称之。齐氏初期本个钤有“名山藏上卷”。“名山藏下卷”，便是最好的说明。而《地舆楼集》则即《初学集》，因其书全称为《地舆楼初学集》，故简称之则曰《地舆楼集》或《初学集》，并非二书。此附录中之《地舆楼初学集序》可证。
(三)齐周华在自刻《名山藏副本》以前并无“多种刻本”，这《凡例》已说得十分清楚： “已刻者有《初学集》、《需郊录》。”止此二种，均郑性二老堂同时所刻。齐用华在《祭慈溪五岳游人郑义门先生文》有“代刻拙集，共话参同”云云，复自加注：“谓《初学集》与《需郊录》。”刊刻时间，据郑性《寄天台山人》书云：“今(梓)《明儒学案》将竣，梓人力请大《集》开雕，已付之矣。一切诸费，弟悉料理，不烦先生自费一文。”郑性于“乾隆己未(四年，1739)夏五(月)”即刻毕《明儒学案》⑥可知《初学集》、《需郊录》亦必刻于是年，而此二书更不能看作是《名山藏副本》的“前身”。齐氏不但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前除《初学集》与《需郊录》外并未刻过他集，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后至死亦未刻过他集。这可从浙江巡抚熊学鹏与湖闽总督苏昌上奏中得到证明：“书籍虽据该犯坚供并未传布与人，但刻已六七年之久，保无留传？应出示通行晓谕，限三个月内，首缴免罪；如逾期不缴，查出从重究拟，各书板片概行销毁。”⑦齐周华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被处死，可知奏中所指“书籍”即属《名山藏副本》，也可知齐氏著述在世时仅刻过二次，死后亦仅民国九年(1920)杭州武林印书馆及l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过两次。
下面谈谈民国本的一些问题。
民国本是由天台人张翅(1885—1934)主持刊印的。张原名修仪，字羽生。曾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反袁运动，曾任浙江省议会副主席、参议 长。张翅既与齐周华同邑，又仰其铮铮铁骨，故在杭州任职期间，特委托杭州武林印书馆代印是书，并特地为之写了一篇序。序中有云：“吾邑乡先正巨山齐先生，为吕留良案屈于时久矣。其所为文如《名山藏副本》者，世不少概见。余搜家藏中得之，急付刊印。俾读其文者，想见其人，知其所重者在道，而公论可复伸。”临海博物馆所藏之初刻本，原虽亦为张翅家藏，但却非民国九年(1920) “按家藏中得之，急付刊印”的底本，因为临海 博物馆藏本第八册倒数第二页的前半页每行末字或模糊不清，或印刷脱字而成空白，至少有五字无法知其大意，而民国本这一部分则完整无缺；又作者原所编附的《诸公赠言集》计二十四篇，临海博物馆藏本己无只字，而民国本则存其全帙。因此，可见张翅家中原来至少藏有两部初刻本。
民国本排印时校对颇为粗疏，衍、脱、错、讹甚多，统计了一下不下二百一十余处。下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桑调元《名山藏副本序》误七处。如末之“乾隆癸未菊秋钱塘独往生桑调元拜撰”，民国本“癸未”作“己未”’“独往生”为“独住生”。按“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己未”为乾隆四年(1739)，亦即齐氏《需郊录》、《初学集》梓刻之年，而《名山藏副本》中的不少篇目皆撰于乾隆四年(1739)之后，《台岳天台山游记》则写定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书刻于次年，桑《序》亦有“灿然成《集》，书来趣予叙”云云，是知此书先成《集》而后求桑作序，无疑“癸未”为是，周、金二先生由于未见初刻本，故在附编之《齐周华年表》中即误置桑《序》于乾隆四年(1739)。桑调元号“独往生”还是“独住生”？《杭州府志·桑调元传》无载，按《庄子·在宥》云：“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当以“独往”义长。 (二) 《东岳泰山游记》错九处。如“又有无字碑，高巨方正，若磨砻以待铁笔者，奇甚。”民国本误“待”为“成”。又“归后二十有八载，于华顶峰头偶阅《岱宗图记》。”华顶峰头”是指天台山主峰华顶，民国本脱“顶”字，成“华峰头”，遂使人不知所指。
(三) 《南岳衡山游记》误十三处。如“兹于衡岳登其峰，抉其奥，扼其首尾，吞云吸露，不谓非幸也。”民国本误“吸露”为“吃露”，不辞。 “不谓非幸也”为“不得谓非幸也”。
(四) 《玄岳武当山游记》错二十六处。如“驰道松柏数里，左右阴森，青萦绿绕，俯仰倚卧，跛跎委秃……”“跛跎”，民国本误作“跛蛇”。又“四观诸境，乃占一律云： ‘另伸一臂拔西峰，路近桃源有旧踪。……灵应昔传姚太守，至今碑卧草茸茸。’” “茸茸”民国本误作“葺葺”。
(五) 《台岳天台山游记》误三十二处。如“洞上有‘赤城霞’三大字”，民国本则臆改为“洞上有‘赤城栖霞’四大字”,据《台州府志·金石考》：“赤城霞三字石刻，……正书平列，……款署万历癸巳(1593)冬至霞城王献口书。”按“赤城霞”三字摩崖至今尚存，此因赤城栖霞为天台八景之一之故。又“七塔对岸，系唐一行禅师塔。按禅师塔在河南铜人原，此……故设虚冢以处圣僧耳。”民国本脱“按禅师塔”四字，文义遂觉矛盾。又“宋有张平叔伯端，得刘海蟾秘授，后为南宗仙祖。”民国本误“南宗”为“南宋”，复自加夹注：“一名诚用，一名紫阳”八字。按初刻本各篇均有作者自注，然民国本增此八字，则属越俎代庖。据《台州府志·张伯端传》及《宗教词典》：张伯端(984—1082)，天台人，字平叔，后改名用诚，号紫阳，道教奉为南宗或紫阳派祖师。则注云“一名诚用，一名紫阳”亦误。又“其水曰欢溪，以南齐顾处士欢隐居于此得名也。……按欢字景怡，盐官人。”民国本误“景怡”为“景恰”，按《南齐书·顾欢传》：“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也。”
(六) 《金陵述游》误十一处。如“孝陵，明太祖陵也。”民国本误“孝陵”为“孝清”。又“明太祖少为黄觉寺僧，谶书云：‘其中释子是真王。”民国本脱“谶”字，遂使读者不明其为何书矣。
(七) 《太白山纪游》误七处。如“此全山之脉络也”，民国本误“全山”为“金山”。又“困极忘困，欲住不能。”民国本误作“能住不能”。又“相传山新开”，民国本误“开”作“闻”。
(八) 《秦地陵基》误十处。如“孟姜女，同官人。适范植，仅三日，而植赴役长城。”民国本误“长城”为“长安”。又“碑志：顺治乙未，兴平令宛阳贺文龙梦一女子……诉人侵地而去。”民国本误“乙未”为“己未”，按顺治无“己未”，“乙未”为顺治十二年(1665)。
(九) 《雁游日记》误六处。如谓小龙湫“两崖高拥，翠幽水冷”，民国本误“两崖”为“船崖”。又“出华严寺”，民国本误为“华岩寺。”
(十) 《桂林游记》误三处。如“看是那一种山水，就用那一种皴法。”民四本误“皴法”为“水法”，按“皴法”为中国山水画之一种术语。
(十一) 《游苍山龙潭记》误五处。如“南开甬道，峡口险镇”，民国本误“峡口”为“峡石”。
(十二) 《高丽风俗记》误八处。如“高丽国在辽东东北，女直之南”，民国本误“东北”为“之北”，改“女直”为“女真”。按女真族又称女直， “直”非误。又“隋炀帝征之不服，彼此疲毙。”民国本误“不服”为“不复”。又“越三日，邑令至寺，拈香读律”， “拈香”民国本误作“招香”。
(十三) 《羲王易准序》误三处。如“气骨高雄，苍苍莽莽”，民国本误“苍苍”为“葺苍。”
(十四) 《宁海童隐磻先生传》误二处。如“于洪武朝师事方正学，与之同患害，戍于边。”民国本误“戍于边”为“戍于廷”。
(十五) 《昭静先生列传赞》误一处。 “先生元配许氏”，民国本脱“元”字。
(十六)《临海素辉阁陈洪氏传》误二处。如“其乃父一士先生始终苦心培植”，民国本脱“父”字。
(十七) 《义鸡传》误一处。 “夕亦不宿于笼，悲鸣不食，三日而死。”民国本改为“夕亦不宿于笼，三日不食而死。”
(十八) 《黔行赋》误六处。如“迎入西内，称曰老佛。”民国本误作“称白老佛。”又“镇远之苗，多插鸡毛以示未婚。”民国本“以”作“便”。
(十九) 《三龙门》误一处。 “其法嗣曰龙门派”，民国本脱“法”字。 (二十) 《痴话》误一处。 “实由平日谈书养气敦行，……岂书痴云尔哉?” “书痴”民国本误作“尽痴”。
(二十一)《五岳图订讹》误四处。如“山有女几”。“女几为副”，“几”民国本皆误作“凡”。
《名山藏副本》初刻本卷首五篇，正文八十四篇，计八十九篇。民国本除其中三十七篇没有明显差错外，馀皆讹误杂出。上举各例，足以说明民国本是并不尽如人意的。
民国本因排印时过于匆促，致书中抬头一仍其旧，故在《凡例》末加了一句说明： “此书重印初校时，未将抬头删去，失于检点，阅者谅之。”上海古籍本这次重印时已取消抬头，但《凡例》未将这句话删去，亦属失检。再者，上海古籍本由于点校者的疏忽，在民国本之外又出现了不少错讹，这里就不例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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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7-19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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