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人海
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我就对有显著标识符的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具体到一件物事上,这种东西是带标识符的服装。比如,我瞅到解放军叔叔英挺的军装,警察叔叔丫挺的警服,心中会涌出类似艳羡的复杂情感。
随着年岁的渐长,这种情感有逐渐强烈的发展。比如,我有时会情不禁地盯着我家后门国标哥怔住。国标哥兵期满复员回来,有时会穿着部队带回来的衣服,冬天是马呋呢料子的整套军装,夏天是白色的背心,后背印着大大的一个“5”字,下缀两个字,“海军”。
若干年前,我在一所高校里读书。一年级下半年的时候,班里组织篮球队,交钱统一购买套装背心,在背心后面印阿拉伯字,我在交了四五十元人民币后拥有了一件“5”号球衣,其实发下来的是“9”号,我跟室友阿良的“5”号换了,当时的想法大概就像那打篮球的美国老头乔什么丹,坚持喜欢23号。这件球衣至今我还留着,有时当睡衣穿。我从没穿着它上过一次正式比赛,因为我是替补。
我曾试图用所学到哲学和美学观点来解释自己这种奇怪的喜好,得出的结论是,我有一种很强的形式感的心理。这种形式感形成的原因已不可究,大概有点类似张爱玲讲的,“我们看了小说,学着像小说一样生活,我们看了电影,学着像电影一样恋爱。”
几年后,我怀着对革命理想的美好憧憬,在一个宁静得似乎放慢了生活节奏的小镇参加革命工作。在几个月后,拿到了一套藏青色的制服。秋装,小开领,四粒扣,四个兜兜,左上兜有一个孔,插上一支老式钢笔,银白色的笔扣和衣服的钮扣相得映彰,银光闪闪。我在内里穿上衬衫,打上领带,用硬币别好肩章,那是一种硬而平的,深蓝底红边条加一个金红徽标的肩章,站在镜子前端详了自己好久,我觉得自己真像那么一回事了。
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在单位里开车的老叶看到我穿上制服的那刻,他讲,“真像一个人了”。当然,我也记得那个周末,我特地穿着它,骑脚踏车赶回二十余里的家中,老豆眼中那热烈而兴奋的光芒,他在硬而平的肩章上拍了又拍,点着头自言自语着,“嗯,嗯。”
这第一套制服我穿了很长一套时间,其间洗过几次。因为很是爱惜,脏的地方根本不去靠边,吃饭的时候倍加小心,尽量不让油污滴上,加上拍拍擦擦,几乎就弄不脏它,除了领子袖口的汗渍。每次洗我都是送到干洗店去,实在不舍得用刷子在上面“刷刷刷”地蹭。因此,我的制服看起来比大部分同事都整洁丫挺,原因便是每隔个摆月,我会奢侈地在洗衣店花上几十块人民币。在我看来,那些革命老筒子太不爱惜这身有标识符的东西了,皱巴巴的,让人很想告诉他,去花几十块钱吧。
一洗,二洗,一穿,两穿,一发,再发,几年下来,我的衣柜里已渐渐挂满了不同厂家不同料子的制服了,有春秋装,夏装,冬装,大衣。它似乎渐渐地满足了我日常的工作穿着了。好几次,在单位组织量体裁衣的时候,我报大一码,拿回家,给老豆穿,当然,肩章的,大大的拿下。
随着与时俱进的单位制度建设和行风革命,工作时间穿制服变成了一种严格的要求,不穿不成了。于是上午穿,下午再穿,明天穿,后天再穿。当需要变成了必要,人总会产生一些莫名的逆反情绪。渐渐地,我开始为上班时间穿着便服感到由衷的轻松与舒适。
事情在一年前出现了新变化。一年前,我调到机关,机关竟不要求着制服。这样的不要求让我很兴奋,就像我第一次领到制服时的心情。当然,结果很显然,我从此几乎没再穿过制服了。但时间一久,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苦恼和困惑。很多时候,在打开衣柜门后,我看到一排溜的簇新的制服,心中无比惆怅。单位里没同事穿制服,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再穿。天天的便服使我为数不多的几件便装显得捉襟见肘,那件我很喜欢的格子的“ELE”典雅T衫领子都被洗破了。
今天,我又穿上了这一身上草绿下藏青的夏式制服,县里在新城广场开“打地霸,促发展”大会,我们几十个同事被拉去值勤。
一排溜一排溜的各色制服,或抱手胸前,或叉腰,或肃立,在广场上。蓦然,我想起多年前,我家边上一个大伯讲的一句话:
那些穿黄牛皮的,最是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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