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uneasy aspects in deing translation crititism
翻译批评"三不易"
题记:"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而随无涯,殆已。"
摘要:当前我国的翻译出版界呈现一派繁荣景像,新的译论、译著、译作大量出版。与此同时,翻译批评却显得冷冷清清,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本文从社会环境、翻译批评者及对翻译理论与标准的把握等三方面对比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翻译批评 环境 人 理论
说翻译容易,这是十足的外行话。然而,以为单凭一支笔一本词典就能做翻译的人今天在社会上也还是大有人在。说翻译难,则同道中深有同感。从初涉此道的毛头小子到白发苍苍的老翻译家均对这一个"难"字心领神会,身同感受。三国时期,《法句经》的译者支谦在其序中说:"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首先提出译事之不易。此后历朝历代的前辈先贤们,在翻译实践和对翻译理论艰难的探索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如严复曰:"一名之位,旬目踟蹰。"鲁迅感叹:"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等等。因为翻译是要在两种植根于不同土壤上长期发展起来的文化间进行沟通,而对任何译者来说,精通两种或数种文化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翻译批评,则要求批评者除通晓两种文化之外,肩上又多一重责任。如果有人说,翻译批评比翻译更不容易,不知听者以为然否?
一、翻译批评的现状
何谓翻译批评?《中国翻译词典》(184页,"翻译与批评词条",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所下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接着,是对全面的翻译批评与当包括的五个方面内容的陈述。其实,有关翻译批评的定义、原则、方法等理论上的问题,许钧先生等许多专家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撇开这些不论,本人更关注的是翻译批评的现状。那么现状如何呢?根据周仪先生《翻译与批评》(159页,第五节,近二十年来的翻译批评,199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印象。文中写道:"罗新璋先生主编的《翻译论集》,收集了汉末至1982年有关翻译的文章180多篇,可谓集我国翻译文论之大成。可是,有关翻译批语的文章仅三篇,那就是钱钟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和王宗炎先生的《评吕泽〈伊坦·弗洛美〉》和《评齐沛合译〈基辛格〉》。……杨自俭,刘学云编的《翻译新论》,续罗新璋的《翻译论集》,收集了1983年至1992年十年间的翻译论文48篇和专著节选6篇。内容涉及了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是有关翻译批评的文章,严格说来也只是两篇:李文俊先生的《也谈文学翻译批评》和刘英凯先生的《归化--翻译的歧路》。……杨自俭先生在选编出版《翻译新论》的同时,发表了《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国翻译》1993年6期)。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翻译批评问题,认为"翻译批评,这也是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十年来取得的进展不大,代表性成果应是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可惜这样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论著太少了。"文章提到这十年的探讨翻译批评的文章仅两篇,作者是李文俊和许钧。杨自俭先生认为:"此项工作应重点加强标准研究,它具有全局性决定意义。"……那么,1993--1998年的翻译批评的现状又怎样呢?林璋在《1996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中国翻译》1997年3期)一文中,一个字也没提到。可见,翻译批评的确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难怪译苑里杂草丛生了。林璋在《1997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中国翻译》1998年3期)一文中终于没有忘记翻译批评,提到了4个人的翻译批评文章,认为翻译批评"也是翻译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林璋提到的4个人的文章是:"许钧、袁筱一的《试论翻译批评》(《翻译学报》创刊号),陈国化的《论莎剧重译》(《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2-3期),许钧的《社会、语言及其它--读海峡彼岸〈红与黑〉》(《现代外语》1998年1期),谭涛的《试谈〈尢利西期〉两个中译本的差异》(《书与人》1998年5期)。"据此,周仪先生评论说:"我们以为人们还没有给予翻译批语足够的重视,尚未给它在译学里应有的地位。"接着,周仪先生自己又对我国二十年来的翻译批语进行了综述。之后说:"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批评是有较大发展的。只是人们忽略了对其进行总结。"先生还说:"纵观二十年来的翻译,我们认为,还有一点做得不够的,那就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因为"翻阅《中国翻译》从1996年至1998年的每一期,几乎每一期都有'译文赏析'或'译著析评'的文章。不能否定,译文赏析是翻译批评的重要方面,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在当前乱译、抢译横行的情况下,太需要有人出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了!"。《翻译与批评》一书当中引用的材料,应截止于1998年。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范守义先生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翻译教程和翻译研究著作出版状况》(载于《翻译研究:另类视野》一书,2004年11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文中统计资料截止于2003年6月30日,据该文统计,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陆出版的翻译教程和翻译研究著作1236部(与英语有关的作品1075册,含理论、工具、人物类作品,合计占86%;其它语种161册,合计占14%),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学者的作品348部(242+100+6),合计1584条。"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大陆出版的1075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作品从两个维向上进行了分类并得出许多重要结论。其中的内容维向上共分为25个门类,即:(英汉翻译编著作品)(1)翻译技巧(英译汉):51册。(2)翻译技巧(汉译英):26册。(3)翻译技巧(英汉对译):11册。(4)翻译教程(英译汉):31册。(5)翻译教程(汉译英):5册。(6)翻译教程(中英对译):18册。(7)理论与技巧:16册。(8)比较研究:12册。(9)科技翻译:60册。(10)经商贸金融财会:25册。(11)法律:5册。(12)医学:19册。(13)文学翻译:19册。(14)译文赏析:13册。(15)翻译漫谈:31册。(16)错误分析:8册。(十2册重复出现)。(17)口译:61册。(十8册重复出现)。(18)论文集:60册。(19)多视角理论研究:90册。(20)外国翻译理论著作汉译及在中国出版原著:36册。(21)民族语言翻译研究:11册。(22)机器翻译:13册。(23)译界人物:14册。(24)研究工具:71册。(25)应试辅导参考书: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职称评定、职业资格考试、成教、自学等:369册。在这个几乎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陆所有翻译著述出版的一网打尽的详尽分类中,我们也只能在第19类,即多视角理论研究的栏目下找到《翻译批评论》(姜治文、文军编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翻译批评散论》(马红军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许钧著,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翻译与批评》(周仪、罗平著,汉12,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本论及翻译批语的专著,以及包含有翻译批评的第14类,含译文赏析13册,(名目不再一一列出)。当然也还会有一些包含翻译批评的著述散布在其它类别中。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与其它译著述作品蓬勃出版的繁荣景像相比,翻译批评为何如此冷清?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稍做探讨,也算是一孔之见吧。
二、一不易,为什么要做翻译批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来是不言自明的。有文艺作品问世就有文艺批评。有翻译作品问世,自然也就需要有翻译批评。尤其是社会上早就出现了"翻译的危机"。(《翻译的危机》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羡林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这更突显了翻译批语的必要性。但是且慢,我们接触到的现实却是社会上看不到多少翻译批语在译著述作品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翻译批评至多人能算是一点微弱的声音。这又是为什么?原因之一,也许是现在的社会太功利也太势利,不少人都急功近利、追名逐利,价值观早就发生了迁移。还是以范守义先生所做的统计为例,数字虽然枯燥,但往往更能说明问题。范先生将大陆出版的1075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作品按四部分进行分类,"即从(1)至(17)、(18)至(21)、(22)至(24)和(25)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翻译技巧方面的著作,有411部,第二部分为算是理论研究,有197部,第三部分是其它,计98部,和应试的369部作品。四个部分之比为:38%,19%,9%,和34%。"范先生评论说:"这一组数字告诉我们,应试之类的出版物占相当高的比例,也许这个比例还会升得更快、更高。一方面说明在目前历史时期,这是一块有吸引力的市场,作品出得快,出版社也竞相出版,然而其学术价值堪忧。""值得注意的是,从1996年至2000年之间出版了494著作,而这一时间段内"突然出现了面向4级、6级、研究生和成人自考、职业认证等大量的应试辅导出版物,计213部。"在21世纪第一个时间段内(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虽仅有三年半时间,已经有269部作品面试(含各主种;其中应试类竟然有137部、占51%)。"其次,现行的一些规定,不利于学求研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教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学校对科研的要求简直是"逼良为娼。"传统的中国文人,主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主张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有前辈告诫学生五十岁之前不要写文章。可是现在许多大学对教师的科研都做了量化规定。教师每年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场上发表文章,否则晋升职称、岗位津巾、资金、住房等都要受到影响。而东拼西凑,泡制一篇"垃圾"文章,或从各种试题当中"copy"一部分编成所谓的《××应试大全》、《××突破》(有的干脆就把试题结集出版)会立竿见影地"名利双收",赚个"钵满盆溢"。这远经反复地精读原著与译文之后,绞尽脑汁、费尽气力才写出一篇翻译批评的文章容易。再者,社会上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年龄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大都经历过文革中"大批判"那种急风暴雨的洗礼。查阶级、论出身、打棍子、担帽子……至今心有余悸。就像"一提起×××就烦"一样,本能地对"大批判"抱有逆反心理。同时,也不可否认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作祟。中国人都好面子,都喜欢听好话,早就习惯了"三、七开"的思维方式。"文人相柔"是有的,但"文人相轻"亦不少。这一切更使得"做这种批评工作要比做颂扬工作艰难得多!被批语者可能会无理纠缠,被点到名的出版社会不大愉快。。"(周仪平著《翻译与批评》),季羡林先生指出:"许多被批评的译者喜欢纠缠。一旦受了批评,决不反躬自首,而是胡搅蛮缠,颠倒黑白;明明是自己错了,却愣是不承认。写信、打电话、写文章,闹得乌烟瘴气。一旦碰到这样的主儿,编辑就若不堪言。"(《翻译的危机》)。在这样的氛围里,大部分外语界人士,自然会把精力投向其它方面,上文提到的周仪先生和范守义先生所做的统计,把它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另外,业内一些足以堪此重任的有实力的专家学者,似乎在忙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形而上的、总体的、宏观上把握全局的翻译批评比较感兴趣,而对一些微观的、具体的、就事论事的、甚至是得罪人的翻译批评不太重视。比如说译文排错,现在满世界的商品广告、说明、导游、标语上号、店铺名称译得一蹋糊涂、错误百出。纠正这些错译、误译、硬译、乱译本是每一个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翻译批评做的实事和一项最基础的工作。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无人组织,更无人喝彩。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朴素、优美、充满哲理和智慧的话:"倘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样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如此重要,翻译学在我国却是被列为应用语言学之下的一门三级学科。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的许钧先生,为"各行业都抓'工程',文化领域的'五个一工程'是响当当的。"却没有一项"翻译工程。"而感到"愤愤不平"(许钧《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我们也许可以戏称《中国翻译》上还有一个由外国人赞助的"韩素英翻译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翻译尚且如此,更何况翻译批评乎!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在明知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在动手前人们当然要问一句:为什么要做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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