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儿子工资不如民工爹，读书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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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考上大学，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供儿子上学，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当儿子大学毕业，韩培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韩培印感叹道，“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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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副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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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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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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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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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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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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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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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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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韩培印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学费。把儿子送进大学后，他也在这座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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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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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

　　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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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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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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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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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五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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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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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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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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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