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可怜,剩男更可悲:未来或有3000万男人打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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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挑战，人口问题专家彭希哲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以及出生率常年偏低将成未来十年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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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后，中国或有三千万男人被迫打光棍

　　羊城晚报：与人口发展相关的话题中，目前公众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汇是“剩女”，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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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希哲：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在时间上可能不同。比如说，民工荒一出现马上就感受到了，但婚姻挤压现在还不明显，会在未来十年间凸现，而且主要不在城市。在偏远穷困的农村，问题严重的不是大龄未婚女性(剩女)的问题，而是男光棍的问题，是娶不起老婆、娶不到老婆的矛盾。由于这些地区与外界联系不紧密，研究者包括媒体看到的，可能跟实际情况有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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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结构失衡的后果会逐渐凸显，这就是婚姻挤压。我国目前的出生性别比还是118，就是每出生一百个女孩，会出生118个男孩,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近30年。中国人一般在20岁到44岁结婚，现在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500万，这个比重在未来10年中会持续上升，结果是，也许会有将近3000万男性找不到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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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光棍与剩女是不一样的，剩女的问题大多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男光棍常常是被动的，是因为中国人口里少了几千万女性，必然有人不得不打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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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近两年，民工荒也备受关注，有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或已经到来。您怎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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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希哲：“刘易斯拐点”本身存在争议，我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刘易斯拐点”有很多限定条件，许多条件我们现在都不符合。我们现在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人口在1300万到1400万，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逐年减少，主要是过去人口出生减少的结果。尽管这会导致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但不会因此而产生这么严重的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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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荒与我国经济布局的变化相关联，原来大量民工到东南沿海，现在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全面铺开和新农村建设，民工能去的地方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经济现象，即使没有人口的变动而只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出现所谓的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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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家较少关注高校扩招对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影响。1999年，中国大陆高校招生160万，2011年招生680万，规模扩大了520万。想一想，如果进入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是不变的，没有每年扩招几百万大学生的话，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都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能成为新的民工。现在这部分人的职业目标就会往白领方向走，这对年轻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我国的劳动就业市场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大学毕业生从中长期看仍会就业困难，而民工会长期“荒”下去，能够变成民工的人越来越少而需求却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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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公布的主要数据，我国过去十年间人口增长5.84%，年均增长率为0.57%。这是怎样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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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希哲：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0.57%这个数据本身准确性的判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漏报率是0.12%，如果这些数据都是准确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出生率，比以前公布的官方数据低。由于现在“六普”的详细数据还没公布，因此对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还不好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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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有一点很明确，经过30多年努力，现在中国的生育水平非常低，每一个家庭生育的小孩非常少。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大概在1.5，就是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子女。这个数字现在在印度是2.7，美国每个妇女生2.1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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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最主要表现为老龄化问题，我们现在65岁以上老人的比重比发达国家低，但是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而且老年人口总量非常巨大。根据这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是1亿7800万人。在2025年以后印度总人口会超过中国，但中国将是21世纪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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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彭希哲：1970年我国0到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0%，现在仅有16.6%。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按照这个比例，现在0到14岁年龄段的人口总数只有两亿多一点，反过来推算，中国妇女在过去十几年的生育水平实际上很低，每个妇女生了多少个小孩？可能就在1.5个以下。这是一个容易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到底是这个数据错了，还是我们过去对生育水平的估计错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数据是对的，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会面临一种严峻的态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放宽政策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缓解未来劳动力供应减少的压力？

　　如果最终公布的数据仍然显示出生率在1.5以下，问题就很急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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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15到59岁人口（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左右。如果按65岁为标准，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要超过75%。短期内不存在劳动力缺口，所以很难感受到未来十几年间将发生的劳动力短缺是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数据不精确，决策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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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劳动力供求的讨论，往往是按照现在的退休年龄来计算的。提高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将会是中国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从整体上讲，中国未来劳动力总量即使会下降，也是足够用的。问题在于未来劳动力的结构中，年轻劳动力比重会下降，中老年劳动力比重会上升，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以及劳动力的素质，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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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城晚报：有人说，对总和生育率的判断失误，将直接导致对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供应的误判，并且最终导致在生育政策调整上做出偏离实际、贻误后代的决策。有媒体提醒，中国未来将因为人口问题面临严峻挑战，而拥有适中生育率的印度和中东则将成为潜在的最大受益者。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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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希哲：这都是一种可能性。可以说中国是很幸运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出生率都很高。这些年代出生的人在八十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当时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起飞，这么巨大的劳动力人口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就业包袱。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在这个时候创造了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也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支撑。另外，当时全球范围内正好面临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主要的人口大国，比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发展，中国把握了这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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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多，同时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必须要就业，没有就业就会成为社会负担，而不是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度的生育率还很高，存在潜在的巨量劳动力供给能力，具有成为新“世界工厂”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能不能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样，能够有效地吸收那么多的劳动力就业。如果印度的经济环境、发展战略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印度未来十年二十年间的经济增长潜力将非常巨大，否则，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反而会成为巨大的人口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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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希哲认为，在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面临的与人口有关的挑战更加复杂和严峻。老龄化趋势已无法逆转，民工荒、婚姻挤压等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应当尽快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的水平，以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长期均衡协调，避免过快的老龄化进程和人口总量在未来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