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养拙堂笔记·读黄仁宇《贾似道买公田》小札》

养拙堂主人

南宋时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在帝国初年1石米值3缗为常情，100年之后就攀升到340缗、700缗以至700缗了，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百倍了。于是朝野纷然，有反对发行交子（类似于支票），有提出兑现纸币（楮币）的，辛弃疾则认为纸币“朝廷用之则轻”，加之“印造之数多，而行之地不广”，因限制其发行数量，改用交子。
    稍晚几年出生的叶适，也竭力主张废除楮币（纸币），他分析了物价大涨，百物皆贵而钱贱的现象，指出有两曾原因：一是物少，即所谓“物不能多出于地”；二是铜钱与楮币并行所造成的钱多，“钱多而物少”，必然导致“钱贱而物贵”。因此，他说“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交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姑不论，辛叶两人主张的正确与否，有两点我们大抵可以确认：一是货币贬值、二是纸币的废除或限制（兑现也是限制）已成为时人的公识。
    于是待到景定四年（1263），贾似道的买田方案出笼了，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目的就是“免除以后之造楮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和籴，是一种由官府出钱购买民粮以资军用的办法。宋朝一度为“和籴”在时间、数量上有一定限度，后来一时看到“和籴”的优越性，在政策上，除了“中等户下免之”外，取消了曾经实行的数量限额。有一个常识，大豆是营养的，但吃多了未必不是毒药。“和籴”日久，弊端积深，乱摊派的问题也就突出来了，为此，宝庆三年（1227），御史汪刚中上书说：“和籴之弊，其来非一日也矣，欲得其要害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莫如增米，此亦试而有验者，淫饬所司奉行。”宝庆五年，又说：“若将民间合输缗钱使输斛斗，免令贱粜输钱，在农民亦甚有利，此广籴之良法也。”刚中的意思主要是说，实行和籴，要注意粮价，不能让农民吃亏，惟其如此，才能买进粮食，保证市场供应和部队军饷的需要。
    可见，贾似道的眼光，是切中了时弊，因而变法的。
    按史书的说法，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沪之间最富庶的金三角。所买田地是每户二百亩的三分之一，这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因而埋下了“覆国”的因子。黄仁宇说：“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这在《宋史》里也有记载：“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值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这段文字大抵还是可信的，至若“六郡之民”云云，未免有“鞭尸”的嫌疑，不然，这“民”字恐怕还得加上一“富”字，也就是地主，试想如是一介贫民岂有二百亩以上之私田？
    贾似道以自家一万亩的家产先倡买田，大抵算是身先士卒了，然而执行的结果，却经无数的抨议，终至于肉刑流血了，“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然而毕竟，还是在半年里后买进了350万亩。但是中央的财政赤字依然居高不下，他又主持发行了最后一次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况且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等于变相的加税，而负担则转嫁于贫民了，贫民的怨苦也不难想象了。于是翌年贾似道借口百姓所报田亩不实，议行经界推排法，重新丈量土地，载于图册，以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为名，致使尺寸之土，莫不有税时，就有人作诗讽刺了，“三分天下两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如今那有闲洲渚，寄语沙鸥莫浪眠。”
    然而，买田方案的失败，在更深层次上说，是“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技术上的困难固然不只于买田，而是买田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来掌握管理运作，以坐享收成。贾似道一倒台，各方要求退回的呼声，也逾日高涨了。也有人建议将这些官田赏于佃农算作入伍的劳资。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未曾退回，入了元朝，便成了赏赐功臣王室的礼品。
    应该说这是一场未曾开始即已失败的改革，我们探寻历史时，不应过多的介入道德因素，历史从不以道德而演化。我无意于为奸臣辩白，但是凭空的吐几口污水，也不是我所不齿的。一个历史时代的更换，决不是二十四史直线描绘的那么简单，也不是几个奸臣贼子就能覆国殃民的，假如我们确信他们有如此的伟力，那么贾似道的买田就不会遗憾而终了，英雄造时势的荒谬则又“俨然成圣”。而今，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如果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的历史了”。
    信笔至此，忽而想起黄仁宇的几段妙论，大抵可以作为本文的注脚。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的错误，也不是因为他的骄奢淫逸，而大部分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有了北宋和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形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和运动。”

                                                 九月二十二日夜至三日凌晨草就

养拙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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