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e uneasy aspects in deing translation crititism

养拙堂主人

<B>Three uneasy aspects in deing translation crititism</B>



            翻译批评"三不易"

题记："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而随无涯，殆已。"
摘要：当前我国的翻译出版界呈现一派繁荣景像，新的译论、译著、译作大量出版。与此同时，翻译批评却显得冷冷清清，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本文从社会环境、翻译批评者及对翻译理论与标准的把握等三方面对比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翻译批评    环境    人    理论


   说翻译容易，这是十足的外行话。然而，以为单凭一支笔一本词典就能做翻译的人今天在社会上也还是大有人在。说翻译难，则同道中深有同感。从初涉此道的毛头小子到白发苍苍的老翻译家均对这一个"难"字心领神会，身同感受。三国时期，《法句经》的译者支谦在其序中说："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语言，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首先提出译事之不易。此后历朝历代的前辈先贤们，在翻译实践和对翻译理论艰难的探索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如严复曰："一名之位，旬目踟蹰。"鲁迅感叹："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等等。因为翻译是要在两种植根于不同土壤上长期发展起来的文化间进行沟通，而对任何译者来说，精通两种或数种文化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翻译批评，则要求批评者除通晓两种文化之外，肩上又多一重责任。如果有人说，翻译批评比翻译更不容易，不知听者以为然否？


                         一、翻译批评的现状
    何谓翻译批评？《中国翻译词典》（184页，"翻译与批评词条"，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所下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接着，是对全面的翻译批评与当包括的五个方面内容的陈述。其实，有关翻译批评的定义、原则、方法等理论上的问题，许钧先生等许多专家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撇开这些不论，本人更关注的是翻译批评的现状。那么现状如何呢？根据周仪先生《翻译与批评》（159页，第五节，近二十年来的翻译批评，1999年，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印象。文中写道："罗新璋先生主编的《翻译论集》，收集了汉末至1982年有关翻译的文章180多篇，可谓集我国翻译文论之大成。可是，有关翻译批语的文章仅三篇，那就是钱钟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和王宗炎先生的《评吕泽〈伊坦·弗洛美〉》和《评齐沛合译〈基辛格〉》。……杨自俭，刘学云编的《翻译新论》，续罗新璋的《翻译论集》，收集了1983年至1992年十年间的翻译论文48篇和专著节选6篇。内容涉及了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是有关翻译批评的文章，严格说来也只是两篇：李文俊先生的《也谈文学翻译批评》和刘英凯先生的《归化--翻译的歧路》。……杨自俭先生在选编出版《翻译新论》的同时，发表了《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国翻译》1993年6期）。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翻译批评问题，认为"翻译批评，这也是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十年来取得的进展不大，代表性成果应是袁锦翔的《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可惜这样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论著太少了。"文章提到这十年的探讨翻译批评的文章仅两篇，作者是李文俊和许钧。杨自俭先生认为："此项工作应重点加强标准研究，它具有全局性决定意义。"……那么，1993--1998年的翻译批评的现状又怎样呢？林璋在《1996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中国翻译》1997年3期）一文中，一个字也没提到。可见，翻译批评的确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难怪译苑里杂草丛生了。林璋在《1997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中国翻译》1998年3期）一文中终于没有忘记翻译批评，提到了4个人的翻译批评文章，认为翻译批评"也是翻译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林璋提到的4个人的文章是："许钧、袁筱一的《试论翻译批评》（《翻译学报》创刊号），陈国化的《论莎剧重译》（《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2-3期），许钧的《社会、语言及其它--读海峡彼岸〈红与黑〉》（《现代外语》1998年1期），谭涛的《试谈〈尢利西期〉两个中译本的差异》（《书与人》1998年5期）。"据此，周仪先生评论说："我们以为人们还没有给予翻译批语足够的重视，尚未给它在译学里应有的地位。"接着，周仪先生自己又对我国二十年来的翻译批语进行了综述。之后说："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批评是有较大发展的。只是人们忽略了对其进行总结。"先生还说："纵观二十年来的翻译，我们认为，还有一点做得不够的，那就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因为"翻阅《中国翻译》从1996年至1998年的每一期，几乎每一期都有'译文赏析'或'译著析评'的文章。不能否定，译文赏析是翻译批评的重要方面，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在当前乱译、抢译横行的情况下，太需要有人出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了！"。《翻译与批评》一书当中引用的材料，应截止于1998年。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范守义先生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翻译教程和翻译研究著作出版状况》（载于《翻译研究：另类视野》一书，2004年11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文中统计资料截止于2003年6月30日，据该文统计，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陆出版的翻译教程和翻译研究著作1236部（与英语有关的作品1075册，含理论、工具、人物类作品，合计占86%；其它语种161册，合计占14%），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学者的作品348部（242+100+6），合计1584条。"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大陆出版的1075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作品从两个维向上进行了分类并得出许多重要结论。其中的内容维向上共分为25个门类，即：（英汉翻译编著作品）（1）翻译技巧（英译汉）：51册。（2）翻译技巧（汉译英）：26册。（3）翻译技巧（英汉对译）：11册。（4）翻译教程（英译汉）：31册。（5）翻译教程（汉译英）：5册。（6）翻译教程（中英对译）：18册。（7）理论与技巧：16册。（8）比较研究：12册。（9）科技翻译：60册。（10）经商贸金融财会：25册。（11）法律：5册。（12）医学：19册。（13）文学翻译：19册。（14）译文赏析：13册。（15）翻译漫谈：31册。（16）错误分析：8册。（十2册重复出现）。（17）口译：61册。（十8册重复出现）。（18）论文集：60册。（19）多视角理论研究：90册。（20）外国翻译理论著作汉译及在中国出版原著：36册。（21）民族语言翻译研究：11册。（22）机器翻译：13册。（23）译界人物：14册。（24）研究工具：71册。（25）应试辅导参考书：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职称评定、职业资格考试、成教、自学等：369册。在这个几乎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陆所有翻译著述出版的一网打尽的详尽分类中，我们也只能在第19类，即多视角理论研究的栏目下找到《翻译批评论》（姜治文、文军编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翻译批评散论》（马红军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许钧著，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翻译与批评》（周仪、罗平著，汉12，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本论及翻译批语的专著，以及包含有翻译批评的第14类，含译文赏析13册，（名目不再一一列出）。当然也还会有一些包含翻译批评的著述散布在其它类别中。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与其它译著述作品蓬勃出版的繁荣景像相比，翻译批评为何如此冷清？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稍做探讨，也算是一孔之见吧。


                   二、一不易，为什么要做翻译批评？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来是不言自明的。有文艺作品问世就有文艺批评。有翻译作品问世，自然也就需要有翻译批评。尤其是社会上早就出现了"翻译的危机"。（《翻译的危机》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羡林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这更突显了翻译批语的必要性。但是且慢，我们接触到的现实却是社会上看不到多少翻译批语在译著述作品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翻译批评至多人能算是一点微弱的声音。这又是为什么？原因之一，也许是现在的社会太功利也太势利，不少人都急功近利、追名逐利，价值观早就发生了迁移。还是以范守义先生所做的统计为例，数字虽然枯燥，但往往更能说明问题。范先生将大陆出版的1075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作品按四部分进行分类，"即从（1）至（17）、（18）至（21）、（22）至（24）和（25）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翻译技巧方面的著作，有411部，第二部分为算是理论研究，有197部，第三部分是其它，计98部，和应试的369部作品。四个部分之比为：38%，19%，9%，和34%。"范先生评论说："这一组数字告诉我们，应试之类的出版物占相当高的比例，也许这个比例还会升得更快、更高。一方面说明在目前历史时期，这是一块有吸引力的市场，作品出得快，出版社也竞相出版，然而其学术价值堪忧。""值得注意的是，从1996年至2000年之间出版了494著作，而这一时间段内"突然出现了面向4级、6级、研究生和成人自考、职业认证等大量的应试辅导出版物，计213部。"在21世纪第一个时间段内（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虽仅有三年半时间，已经有269部作品面试（含各主种；其中应试类竟然有137部、占51%）。"其次，现行的一些规定，不利于学求研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教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学校对科研的要求简直是"逼良为娼。"传统的中国文人，主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主张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有前辈告诫学生五十岁之前不要写文章。可是现在许多大学对教师的科研都做了量化规定。教师每年必须在一定级别的刊场上发表文章，否则晋升职称、岗位津巾、资金、住房等都要受到影响。而东拼西凑，泡制一篇"垃圾"文章，或从各种试题当中"copy"一部分编成所谓的《××应试大全》、《××突破》（有的干脆就把试题结集出版）会立竿见影地"名利双收"，赚个"钵满盆溢"。这远经反复地精读原著与译文之后，绞尽脑汁、费尽气力才写出一篇翻译批评的文章容易。再者，社会上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年龄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大都经历过文革中"大批判"那种急风暴雨的洗礼。查阶级、论出身、打棍子、担帽子……至今心有余悸。就像"一提起×××就烦"一样，本能地对"大批判"抱有逆反心理。同时，也不可否认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作祟。中国人都好面子，都喜欢听好话，早就习惯了"三、七开"的思维方式。"文人相柔"是有的，但"文人相轻"亦不少。这一切更使得"做这种批评工作要比做颂扬工作艰难得多！被批语者可能会无理纠缠，被点到名的出版社会不大愉快。。"（周仪平著《翻译与批评》），季羡林先生指出："许多被批评的译者喜欢纠缠。一旦受了批评，决不反躬自首，而是胡搅蛮缠，颠倒黑白；明明是自己错了，却愣是不承认。写信、打电话、写文章，闹得乌烟瘴气。一旦碰到这样的主儿，编辑就若不堪言。"（《翻译的危机》）。在这样的氛围里，大部分外语界人士，自然会把精力投向其它方面，上文提到的周仪先生和范守义先生所做的统计，把它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另外，业内一些足以堪此重任的有实力的专家学者，似乎在忙着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形而上的、总体的、宏观上把握全局的翻译批评比较感兴趣，而对一些微观的、具体的、就事论事的、甚至是得罪人的翻译批评不太重视。比如说译文排错，现在满世界的商品广告、说明、导游、标语上号、店铺名称译得一蹋糊涂、错误百出。纠正这些错译、误译、硬译、乱译本是每一个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翻译批评做的实事和一项最基础的工作。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无人组织，更无人喝彩。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翻译词典》作的序中，有这么一段朴素、优美、充满哲理和智慧的话："倘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样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如此重要，翻译学在我国却是被列为应用语言学之下的一门三级学科。多次在文章中提到"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的许钧先生，为"各行业都抓'工程'，文化领域的'五个一工程'是响当当的。"却没有一项"翻译工程。"而感到"愤愤不平"（许钧《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我们也许可以戏称《中国翻译》上还有一个由外国人赞助的"韩素英翻译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翻译尚且如此，更何况翻译批评乎！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在明知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在动手前人们当然要问一句：为什么要做翻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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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不易  翻译批评，谁批评谁？
    谁批评了别人，谁就得接受别人的反批评。用笔写下了文字，就得承担发表后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笔写下的文字，斧头也劈不掉。"（高尔基语）因而批评者大都需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归归类，也许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内行批评内行。2）内行批评外行。3）外行批评内行。4）自己批评自己。先说第一类，这也许是翻译批评最见功底、最花力气也最不容易做的一类。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是个中高手，博学多识、才华横溢、思想敏锐、文笔犀利。有的是学界巨子，有的是文坛圭臬。于是乎乒乒乓乓，你来我往，好似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法，观众看得精彩，演员却顶十二万分小心。就译坛译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过多起有关翻译的讨论或争论，如茅盾与郑振铎、陈西滢与曾虚白、巴金与王力、张友松与徐志摩等人之间，就翻译问题都有过争论或讨论。鲁迅与瞿秋白、穆木天、林语堂、梁实秋之间也有过讨论或争论。其中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持续了八年之久，更不幸的是两人最终结成了译坛仇敌。"究其原因，除性格与风格方面的因素外，这里当然还必须提及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即鲁、梁翻译论战是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第一次翻译论战的高潮，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政治斗争而产生的。"（详见刘全福，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研究，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5月，第589页）另外，我们也看到发生在1995年中国翻译界围绕《红与黑》翻译所展开的一场历时半年之久的大讨论和争鸣。"它规模大，历时长，涉及面广，讨论热烈，可以说是我国解放以来文学翻译界前所未有的盛举"。（见谢天振著《译介学》，方平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其中许钧先生与许渊先生的商榷尤为引人注目，双方都"虚怀若谷，把个人置之度外，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许钧《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28页）的确在翻译界留下了一段佳话，毕竟时代不同了。再说内行批语外行，也许大家都以为容易。如钱钟书先生批语林纾的翻译，（林纾对外语是外行）。许渊部先生对外国人汉诗批评，（外国人的国学底子不行）。其势如高屋建瓴。但这也太书生气了，假如钱先生碰到了官僚主义的外行，在现实生活中还不知谁批评谁呢！笔者在课堂上听到导师介绍，世界上各大电视台台标的译名，都带有本民族语言的特征。如日本用TVHK、德国用DW、法国用TVF、俄国用RAI，唯独我某著名电视台就没有这样做。教师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对方却置若罔闻。笔者还在中文教授的课堂上听到，某领导喜欢题字。一次在为某省会的题字中短短十几个字就出现好几处明显的错误，他也指出过，可是这个题字的巨幅标语牌照样在闹市区巍然矗立。至于外行批评内行，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后生小子向权威、名家挑战，虽说锐气十足，后生可畏"权当学生给教师松腰捶背。"但双方毕竟不是一个层次。往往向大家下的挑战书，仅仅暴露了自己的无知与愚蠢。过几年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文章，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另一种不懂装懂又好为为师的外行在生活中指手划脚的情况实在是不胜枚举，就好象文革中的卫生部长叫人去找李时珍来接见外宾一样，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明白了也不觉得狼狈。要说第四类，使人想起鲁迅的名言："我常常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更困难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这方面好的范例，可见郁达夫先生的自我剖析。"译文冗赘，把原作的那种纯朴、简洁的文体之美完全失去了"（《一位纽英格兰的尼姑》译者附记）。"所可惜者，是我没有学力，把他的文章生吞活剥的翻译异样的生硬"（《易卜生论》译者附记）。"将珠玉似的文豪作品，翻成了支离破碎，几乎读都读不通的中文，罪过实在不小"（《一个孤独漫步的深思第一漫步》译后记）。（以上文字引自许钧《译事、译持、译德--读郁达夫谈翻译的文字有感》一文）。也可见赵瑞蕻先生的《论〈红与黑〉的翻译及其他》，文中将自己1944年的《红与黑》译文与罗玉君1982年出版的《红与黑》译文相比较，以为自己的译文"文绉绉的"、"不符合斯丹达尔的文笔风格"。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白先勇先生评自己的翻译，他本人既是《台北人》的作者，又是《台北人》中英对照版的英译者之一。提到译事的不易，白先生说："一本《国义辞典》都翻烂了。我们的工作前后五年，'魔'了五年，具体是1976年至1981年。我和叶佩霞在美国西岸，高先生在东岸。我们通过邮局、邮寄译稿、修改稿，你来我往，修改稿有一尺多高。"当许钧先生向他："作为作者的白先勇是否满意作为译者的白先勇？"白回答："作为作者，我觉得译文有总意犹未尽。作为译者，我觉得讲忠实，不能拘泥于一字一词的得失。"（许钧《文字的转换与文化的传播--白先勇等谈〈台北人〉的英译》）。至于不好的范例，读者只要看看周围，问问自己就行了。综合以上四种类型，我们似乎可以说遇到下列情况，从事翻译批评不容易：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涉及官僚主义、涉及名家权威、触及自己的灵魂。当然，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往往只熟悉自己所在的领域，一旦跨入别的领域会一无所知，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人们的角色也是可以转换的。


                 四、三不易  翻译批评，理论根基在哪里？
    翻译批评，如果只是在技术的层面进行，如对翻译技巧，译文的风格做评论，甚至给译文排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一旦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就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翻译理论、翻译标准的确立制约着翻译批评。而对翻译理论本身，包括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是一个自古至今，弥久弥新的问题。从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起，到著名的"信、达、雅"，到鲁迅与梁实秋的"直、意、译"之争，到"忠实、通顺"，到"神似"，到"化"字，到"三美"，还有辜正坤先生的"多元互补论"。（国外翻译理论界自古以来也有直、意、译之争）。加上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西方译论，较有影响的如奈达的"动态对等"论、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塞 莱斯科维奇的"翻译释义"论等。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的角度看，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个没有争议，大家都能接受的翻译理论和标准。因为翻译理论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和接纳的过程。每个时代只能解决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张南峰先生的《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由于作者的学术背景，由于作者身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使他能"较清楚地看到中西译论在整体上的差异和差距。"书中切入的视角，研究的手段、涉及的理论、使用的概念、术语都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对"忠实"的评论，作者认为是儒家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中国的权力关系，向以上下、尊卑之分为主，因此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忠'这个概念。忠于领袖、忠于上司、忠于父母、忠于丈夫，是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应用在翻译上，自然是忠于原文了。"（《中西译学批评，30页》。如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如作者引述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国家在文化多元化和一元化这两对矛盾之间所起的作用；如中国翻译研究系统在世界翻译研究系统中的地位等等。无论你同意张先生的观点与否，起码我们应当承认：做翻译批评要熟悉中西各派译论，还要了解一些交到普遍关注的相关学科理论，如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符号学、格语法、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交际理论、认知心理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向俄国形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你总不能用30年代的语言来谈论现代问题罢？"在现代条件下，要学会"开放思维"，学会"放眼看世界。"让脑子里注入一些"治水"，在德、才、学、识各方面尽量充实自己，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或换句时髦的话"与时俱进"。在形形色色的思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批评也不容易。


     结语：在以上的论述中，作者从翻译批评面对的环境、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对翻译理论与翻译标准的把握三个方面阐述了个人很不成熟的看法。它对"批语的冷清"于事无补，只是有感而发罢了。但是我想，只要能发现问题，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已经寓于发现问题的过程之中了。最后，还是请允许我引用周仪先生针对译界的不正之风所写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身成仁的人，义无反顾，大胆向前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假冒伪劣产品，总会有勇士拍案而起，打假除伪。"翻译批评，当作如是观。


参与书目  
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周仪  罗平：《翻译与批评》，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许钧：《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张南锋：《中西译学批评》，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张柏然  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范守义：《翻译研究：另类视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杨自俭主编：《译学新探》，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中国翻译》第1期，1989。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
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Ward,Jan de,Eugene A.Nida,1986.Functoinal,Equivalence in Bibie Translating:Fra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Nashville,Tennessee:Thomas Nelson,Ine.
Lefevere,Andre.1992.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 Routledge.
Venuti,L.2004.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Kitfel,H.and Frank,A.P.(eds.)1991.Interculturality and the Historcal Study of Literary Translafion.Berlin:E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