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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8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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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但蒋介石“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革命者。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他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宋庆龄入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人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魏璐诗和宋庆龄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魏在中国去世后,在宋庆龄基金会主席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的帮助下,魏璐诗的墓地建在了宋庆龄陵园,位于宋庆龄墓地东20米处。
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的军民。从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1945年重庆谈判,短短10天内,宋庆龄数次拜访、宴请毛泽东,毛泽东对宋庆龄说:“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上海刚一“解放”,毛泽东又亲笔致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宋庆龄乘坐的专列抵达北平站,车刚停稳,在站台上已等候多时的毛泽东走出欢迎队伍,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握住宋庆龄的手,对她说:“我们恭候你来,建立—个新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1956年元月,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的贺年片,回信中直呼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邀请宋庆龄担任副团长,一道赴苏。归国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同架飞机。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谦让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1949年上海解放,宋庆龄曾兴奋地说:“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但实际上,在毛、宋之间,又是“大姐”又是“国母”时,宋庆龄已经不能“自由地呼吸了!”比如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庆龄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庆龄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宋庆龄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康生。当时毛还说:“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宋庆龄在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庆龄。宋庆龄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后来,宋庆龄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49年宋庆龄从上海进了北平后直到她死,,三十多年里“自由地呼吸了”吗?对此她心里最清楚。经历了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后又无产阶級专政,这个美丽的基督徒应该为中国也为她自己没少祷告吧?!
宋庆龄其实是一个热情、坦荡、正直、忠诚的一个女性。可是,就像许许多多的人曾为共产主义所迷惑一样,当年的广州起义的三领袖之一苏兆征,北大毕业,长的很帅,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她谈共产主义,把她所吸引,她从此以后对共产主义有了好感,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奇怪的事情。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就是亲共的,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华莱士就是共产党,所以不奇怪。正因为这样,她到苏联参观,还被拉入了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她的思想在中山先生死后发生了根本变化,她和共产党走到了一起。
在1949年以前,宋庆龄由于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诱惑,由于联俄容共阶段她有了一批共产党的朋友,由于她年轻、天真、坦率,她受诱惑、受欺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1949年以后的宋庆龄,她也不是不明白,首先她就反对改国号,根本就不赞成把中华民国的国号改掉,因为那是她先生首创的中华民国;所以毛泽东在晚年一再的懊悔改了国号。他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艾丽丝的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本来就好好一个中华民国嘛,为什么要改个支共国嘛。”这是毛泽东的原话,1960年的法国《红色人道报》报导的。宋庆龄早就劝她不要改国号,反对改国号。其次,宋庆龄在1949年以后也逐步的发现了,就像一批老国民党人一样,左派国民党一样,逐步的发现共产党实际上在性质上是绝对专制的。国民党而言,是民主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是根本没有民主的问题。著名的储安平就讲过这个话:共产党真的上了台,我们什么民主、自由都没有了。
可宋庆龄不一样,她的觉醒只能在心里,不能在嘴上说出来。她反对改中华民国国号,没有被采纳;她提出了一些意见,全部被压制。最后她有一次提意见提的比较厉害一点,毛泽东就叫她滚。她住哪里滚呢?她滚台湾,台湾会接受这个共产党的前国母吗?她滚美国,又何以在美国孤戚的过她的后半生呢?!她只有屈尊在大陆讨饭吃。一直到死,她表明了她的一个心志,那就是她坚决不葬在革命公墓里,坚决要葬在她反动的资产阶级父母的坟墓里。这是她内心觉醒的最后表现,也是唯一的公开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的宋家陵园己不是原先的宋家陵园了,原先的宋家陵园在上海静安寺那边的万国公墓,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红卫兵把宋家墓挖出来,裹着白布的宋庆龄的父母尸体被抛在一边,当时联义山庄和万国公墓都一片狼藉,臭气阵阵,许多曾是革命烈士或功勋之人都被挖出,墓碑砸碎,惨不忍睹。红卫兵的“功勋”是上海城市内再也无陵园了。现在的宋家陵园是移葬后的事了。其实宋庆龄再不孝,掘了她的祖坟,她心中也总不会有趣味的。何况宋庆龄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其父母何罪,要被掘坟扬尸?!……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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